看不见的人,能否承担责任?——存在主义、反黑人 racism 与 good faith 的边界
The Good Faith of the Invisible Man
本文以 Ralph Ellison 的小说《看不见的人》为文本,论证存在主义对种族化经验的适用性,区分了以反黑人 racism 为核心的 black existentialism 与 white existentialism。作者主张,小说叙述者直到结尾才真正承担起自身处境的责任,从而成为"存在主义英雄";但 blackness 本身并非普遍的存在主义结构,good faith 的道德要求对白人和黑人都成立。
TL;DR
Naomi Zack 以 Ralph Ellison 的《看不见的人》为文本,追问一个存在主义的老问题在新语境下的形态:当一个人的处境由他人的 bad faith 所塑造时,他是否仍然要为自身的 bad faith 负责。她的答案是肯定的——小说叙述者只有在小说的最后才宣布走出地下、承认自己可能有"a socially responsible role to play"(Ellison, Invisible Man, pp. 438-439),因而只有到这一刻,他才从被动的受苦者变成存在主义意义上的主角。但 Zack 同时给出一个反向的限定:blackness 或任何种族身份本身并不构成一种存在主义结构,因为它不具备普遍性;good faith 的要求对白人和黑人同样适用,只是各自需要分析的 racism 面向不同。
背景定位:这不是一篇刷榜式的工作,而是一次理论修补
从领域坐标系看,这篇文章属于理论修补加文本重读。它不提出新算法,也不报告实验,而是针对一个既有的解释传统提出修正:自 1950 年代中期以来,存在主义批评家一直把 Ellison 纳入自己的谱系,但 Zack 认为这些早期解读"今天看来很天真",因为它们强调叙述者困境中可被读作存在主义困境的普遍维度,却忽略了 Ellison 实际在回应的白人 racism。她举出 Ester Merle Johnson 的《The American Negro and the Image of the Absurd》(1970)作为这种天真读法的例子,又把 Charles Johnson 对"黑人特有存在问题"的辨认视为"半途",把 Lewis Gordon 的解读视为更接近真正的 black existentialist 读法。
这个定位决定了文章的贡献不在于发现新事实,而在于重新划定一个概念的适用边界:存在主义工具能用在哪里、不能用到哪里,以及"普遍人性"这类话在什么条件下会变成一种遮蔽。作者在文末也自我定位得很清楚:"I don't mean to dispute the value of narrative — I merely assume that criticism is also valuable."
核心章节
一、出发点:从黑人经验泛化到全人类,与从白人经验泛化到全人类,为何同样不可接受
Zack 的论证起点是一个对称性主张。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反种族主义学术确立了一条要求:在作出关于普遍人性的论断之前,必须先交代非白人的种族地位以及 racism 对该地位的影响。这条要求的功能是阻断一种特定的操作——用普遍主义的主张去"保护、掩盖和净化"公共行动与未言明信念中持续存在的 racism。
作者随即把这条要求对称化。她指出,从黑人经验到全人类经验的泛化不可接受,而从白人经验到全人类经验的泛化同样不可接受,理由却不是同一个:前者"挪用并正常化"了白人 racism 对黑人经验的影响,也就是把这种影响"whiten"掉,好让白人能以白人的身份与之认同;后者则忽略了 racism 使黑人经验不同于白人经验的方式。两条路径的结果相同——racism 都不被辨认出是某种独特、不公且不寻常的东西,racism 在两个方向上都消失了。
这里值得追问一个设计理由:为什么 Zack 要坚持这种对称,而不是只批评其中一侧?文章给出的理由是文本性的与道德性的双重理由。文本上,如果存在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式的人道主义,那么"Ellison 的存在主义到底能在小说的哪里被读到"就成了必须回答的问题,而答案不能靠把黑人经验漂白后塞进普遍框架获得。道德上,只有承认 racism 在两侧各自的形态,good faith 才可能作为分析的结果而非前提出现。
二、核心内容:从 authenticity 到 responsibility,叙述者何以直到结尾才成为存在主义英雄
Zack 在小说中辨认出四个典型的存在主义结构:authenticity、alienation、absurdity 与 anxiety。她对 authenticity 的处理落在著名的"I yam what I am"场景上——叙述者通过重新发现对烤红薯的爱,重新确认了自己的黑人南方"根"。这里的机制值得细看:在白的目光下,他所是的东西是羞耻的来源;而通过肯定这个羞耻的对象,他超越了它,于是对自己而言不再是羞耻的来源。作为爱吃烤红薯的人,在白人眼中他仍是一个可耻的对象,但这个"在白人眼中之所是"必须经由他自己的眼睛去领会,他不必须接受白人(或那些透过白人眼睛看自己的黑人)所持的自我形象。
不过,这四个结构本身不足以构成存在主义的意识,因为它们缺少 responsibility。Zack 的表述是:无论由他人 bad faith 造成的处境具有多少存在主义维度——而 authenticity、alienation、absurdity、anxiety 这四者恰恰都受叙述者主体性之外的 bad faith 所制约——一个完整的存在主义意识都要求人处理自己的 bad faith,无论他在压迫处境中处于什么位置。
那么 bad faith 在这里的定义是什么?Zack 给得相当简省:bad faith 是对一种自由的掩盖,即对自己本可选择不处于某特定处境的自由的掩盖。具体到叙述者身上,这个选择就是"接受或不拒绝"那种使他在白人面前不可见的、关于黑人的白人观点。于此可以看到作者的关键洞见:叙述者的地下状态与随之而来的叙事本身构成一次心理处理(或治疗),他是被白人反黑人 racism "抛入"地下的,而只有当他讲完自己的故事,他才作为"存在主义英雄"获得自由。需要说明的是,Zack 在注释 (7) 中特意限定了"英雄"一词——它不必是英勇或有德的,而只是主角或主人公的意思。
这一节里 Zack 反复使用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细致的标准"(the careful standard)。她的论证是:存在主义本就应当关乎个体的存在,而个体存在总是具体的,这种具体性不只是作为一般抽象而言人人相同,而是在活生生的事实中每个人的具体性被独特地经验、需要在特定性中被描述。接受这个标准意味着,避免 bad faith 的责任意识不会自动降临到任何人身上;Sartre 可以说这种被承认的责任对每个人都是潜在在场且伦理上必须的,但没有任何保证它实际在场于任何人,更不用说在场于每一个意识到他人 bad faith 的人。
接着是她关于心理机制的一段颇有力度的论述:人在困难处境中不会承担责任,除非他充分经验并接受了这些困难;痛苦必须先被经验,然后才能从中解脱;对痛苦的否认是一种心理防御,而它同时也阻断了从痛苦中解脱。她把这一负担类比为人类生物学运作方式的负担——不可回避。死亡、麻醉或疯狂的选择是逃避人类心理(与生物)运作方式的尝试,但这些选择及其他逃避形式会产生限制进一步选择的后果;即便这些后果并非与逃避一同被有意识地选择,它们也仍然成为逃避者的责任。
三、依据与边界:Fanon 的身体图式,以及 blackness 为何不是存在主义结构
文章的最后一节转向 Franz Fanon,用以检验这套框架的边界。Fanon 在解释白人 racism 的内化如何干扰他的身体自我感知或身体图式时,实际上把 racism 设定为一种存在主义结构。Zack 提出的反驳是一个反问:既然 Fanon 能够在不受扭曲的情况下描述那个正常的身体图式,说明他有可能拒绝这些扭曲,那么他为什么不拒绝 racism 在正常身体图式上的覆盖层?
她的理论依据来自 Sartre:对自身有意识的意识过于非物质的、透明的,不可能与任何可以被种族化的东西(即身体)同一。按 Sartre 的构造,意识是一种 sui generis 的涌现,这既是他自由理论、进而责任理论的基础,也使它区别于物理的人的身体;注释 (9) 进一步说明,Sartre 意义上的意识甚至区别于 Descartes《沉思集》中的 ego,因为在 Sartre 的(胡塞尔式)分析中,ego 成为意识反思的对象。虽然当代很少有哲学家愿意把这种稀薄的 Sartrean-Cartesian 意识称为"自我",但它仍然可能犯 bad faith 之罪,办法是对自己的"无物性"与透明性撒谎——也就是对自己的自由撒谎。
但 Zack 随即引入 Fanon 可能的回应,并承认其力量:对白人和黑人而言,具体的存在都包含某种无法否认的与身体认同意义上的身体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黑人的身体经验被白人 racism 不公正地加重了负担。因此,racism 或许不会扭曲某种脱离身体的 Cartesian 哲学自我同一性,但它无疑会扭曲一个种族化的人对自身身体的存在主义认同。忽略这种扭曲,就是从白人经验泛化到全人类经验,而这种泛化的种族主义效应恰恰在于:它忽略了 racism 使身体认同对黑人比白人更具强迫性。Zack 对此的表述很直白:身体图式不受阻碍、因而身体存在问题较少的白人,更容易选择不把自我与身体同一。
然而——这是全文最关键的一处转折——这种不公平,从白人的角度看,是一个 good faith 的问题;它并不解除黑人探究自身自由的责任。至此,Zack 完成了她关于"blackness 不是存在主义结构"的论证:black 存在由反黑人 racism 所结构,这一点本身并不蕴含 black 存在比 white 存在更具存在性,也不蕴含以种族为据 black 存在对所有人典型化了一种存在主义视角。存在主义哲学工具可以应用于黑人(种族化)存在,正如可以应用于白人(racist)存在;在前一种应用中,racism 作为他人强加的日常结构复合体成为必需的分析对象,在后一种应用中,racism 作为施加于他人的日常结构复合体成为必需的分析对象。两侧的 good faith 都在分析结束处才浮现,即在个体对具体事件进行反思的过程之后。racism 对黑人和白人而言都涉及 bad faith 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归属于特定个体。
实验与证据
本文是哲学与文学分析类论文,没有实验、消融或控制变量,因此也没有成组的量化结果可以列表。它的"证据"由三类材料构成,评估方式应相应调整。
第一类是文本证据。Zack 的核心文本依据是小说结尾的一段引文(Ellison, Invisible Man, pp. 438-439),她用"Old Bad Air is still around with his music and his dancing and his diversity"到"even an invisible man has a socially responsible role to play"这一整段来支持"叙述者在结尾承担责任"这一判断。她对这段引文的解读很具体:"old skin"指他从黑人身份中抽身退出的立场,这个立场尽管在道德上正当,却必须被留在身后,他才能作为社会成员继续下去;换言之,地下所发生(以及未发生)的一切之上,如今形成了一种"愠怒的结构"(a structure of a sulk),而叙述者在此正在克服它。这类证据的强度取决于解读的可辩性,而 Zack 在注释中给出了可供检验的替代解读空间——例如注释 (5) 提到,如果按更 Sartrean 的方式应用 authenticity,也可以把叙述者对烤红薯之爱的重新确认定位为对这种爱如何被看待的(有意的)违抗,并援引 Sartre 在《Anti-Semite and Jew》中对犹太人慷慨以对抗吝啬刻板印象即属不真诚的说法作平行对照。
第二类是互文证据。文章在注释中系统标出了它与之对话的文献节点:Johnson 的《The American Negro and the Image of the Absurd》(1970)被列为"天真读法"的代表;Charles Johnson 的《Being and Race》(1990, pp. 15-17)被列为"半途";Lewis Gordon 的《Existence in Black》中"Existential Dynamics of Theorizing Black Invisibility"(1996, esp. p. 73)被列为更接近真正 black existentialist 的读法。注释 (10) 又指向 Gordon 的《Bad Faith and Antiblack Racism》(1995)以及他为 Zack 所编《RACE/SEX》(1997, pp. 117-132)撰写的章节。这些互文构成了一条可追溯的学术谱系,读者可以据此判断本文在谱系中的位置。
第三类是文本自身的论证一致性。例如作者在注释 (3) 中区分了"忽略种族即隐性白人 racism"这一主张的至少三种不同版本:Fanon 对"denegrification"作为灭绝计划一部分的愤怒指涉;坚持忽略种族就是忽略已知 racism 及其问题;以及对表面种族中立的指控——它可能掩盖以收入或文化等看似与种族无关的标准挑出非白人、以便作为非白人加以伤害的方法。这种区分本身就是论证质量的体现。
证据质量的边界需要点明。本文的主张几乎全部建立在对单一小说与若干哲学文本的解读之上,其结论的稳健性依赖于读者接受它的文本解读;论文未提供任何跨文本的实证检验,也未讨论这套 good faith 框架在非美国语境下是否同样成立。此外,文章明确把"存在主义源自 Sartre 世纪中叶写作"当作讨论前提,但同时又提到一些非裔美国哲学家主张任何聚焦特定类型处境(如黑人在 racist 文化中的处境)的智识关注都算一种存在主义——作者声明不打算 disputing 这一立场,只是假定批评同样有价值。这意味着文章回避了"存在主义"定义权之争,用的是一个相对窄的、Sartre 中心的用法,这一选择本身会限定其结论的适用范围。
深度洞察与总结
把这篇短文的核心贡献落到机制上:它做的是为存在主义在种族议题上的应用设置一道程序性的前置条件——任何从某一种族经验出发的普遍化,都必须先交代 racism 如何在该经验中起作用,而 good faith 只能在个体对具体事件的反思过程结束处出现,不可能被预设为集体属性或结构属性。这个机制的价值在于,它同时挡住了两个方向的滑移:既挡住用普遍人性遮蔽 anti-black racism,也挡住把 blackness 本身抬升为一种普遍存在主义结构。
局限方面,有几点是具体且可证伪的。其一,"细致标准"要求每个人的具体性被独特经验并需要在特定性中被描述,但论文没有给出任何判定标准来区分"充分经验了困难"与"尚未充分经验",也没有说明分析者如何确证某人已经完成这一心理处理——这使得"叙述者在结尾获得自由"这一判断在原则上难以被反驳。其二,Fanon 一节的结论依赖 Sartre 式的非物质的、透明的意识概念,而作者自己也承认当代少有哲学家愿意把这种意识称为"自我";如果放弃这一前提,则"racism 不扭曲哲学自我同一性、只扭曲身体认同"的区分就需要另找基础,论文未提供。其三,文章对 white existentialism 一侧的处理明显更薄:它只提出白人同样需要分析 racism 作为施加于他人的日常结构,却未给出任何白人文本或案例来示范这种分析如何进行。
未来展望上,最有技术含量的延伸方向不是泛泛地说"可扩展到更多领域",而是补上文章留下的那个缺口:既然 Zack 把 racism 界定为可归属于特定个体的 bad faith 行为复合体,那么对白人一侧的分析就需要一个与她对叙述者的心理处理分析同等颗粒度的对应物——即什么样的个体反思过程能让一个白人对"我施加的 racism"承担责任。同时,注释 (5) 埋下的那个难题也值得继续推进:当种族化的人已经被贬低,再给其附加某种道德缺陷就会在原初贬低之上叠加一层道德评判,在这种情况下 Sartre 式"authenticity"的判定标准是否还成立,文章只是提示了问题而未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