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绝经被读成「精神病」:中国家庭内部的一场沉默污名
"They see me as mentally ill": the stigmatization experiences of Chinese menopausal women in the family
本文采用现象学定性研究设计与 Colaizzi 七步分析法,对南京 14 名 48 至 53 岁绝经女性进行深度半结构化访谈,考察其在中国家庭内部遭遇的污名化体验。研究提炼出暴力对待、缺乏关注与陪伴、应对挣扎、绝望四个主题及 12 个子主题,指出绝经污名既是社会绝经知识匮乏的表征,也是特定文化语境下父权压迫的投射。
TL;DR
这篇发表在 BMC 系列期刊上的定性研究,把镜头从诊室移到了客厅:作者 Qiong Li、Jintu Gu 等人以现象学取向和 Colaizzi 七步分析法,深度访谈了南京 14 名 48 至 53 岁的绝经女性,追问她们在家庭内部如何被对待、又如何应对。研究提炼出四个主题与 12 个子主题——暴力对待、缺乏关注与陪伴、应对挣扎、绝望——其中最刺眼的一条是:全部 14 名参与者都曾因绝经被家人指认为「精神病」「疯子」,有人被丈夫用平底锅击头、被踢伤脚踝。作者的结论是,绝经污名既是社会绝经知识匮乏的症状,也是特定文化语境下父权压迫的投射;这意味着去污名干预不能只做在女性身上,必须同时改变她们的配偶与子女。
背景定位
这是一篇开坑性质的工作,而非刷榜或理论修补。判断依据来自作者自己的文献综述:国际绝经研究长期聚焦躯体症状的治疗与管理,如激素治疗、针灸、中药 Danggwijagyaksan 等;针对生活经验的少数研究则分布在斯里兰卡西部省、伊朗、美国东南部路易斯安那,以及自闭症女性、双相情感障碍女性、移民与难民女性、英国职场女性等特定群体。至于中国绝经女性的真实生活,尤其是发生在家庭这一私密空间里的互动与内在体验,作者明确指出「仍缺乏全面理解」。因此本文的定位是:为「中国家庭内部绝经污名」这一空白格补上第一份系统的一手材料。
问题与动机
要理解这项研究的必要性,得先看清现有工作究竟在哪里失效。绝经的临床与流行病学文献并不稀薄:作者援引的数据显示,中国 50 岁以上女性在 2000 年约为 1.3 亿,预计 2030 年将超过 2.8 亿,意味着中国女性一生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可能处于绝经后疾病的暴露之下(见 Introduction 引用的报告)。症状学研究也已相当细致——西方女性以潮热和失眠最为常见,而中国女性最常见的五种症状是乏力、失眠、易怒、心悸和抑郁。生理因素(生殖激素与遗传)、社会文化特征(国家、种族、年龄)、健康状况与生活方式都被证明与症状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相关。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这些研究回答的是「身体发生了什么」和「怎么治」,却没有回答「她们在家里被怎样对待」。作者指出了一个具体的社会认知机制——绝经在中国大众文化中是一个负面概念,承载着社会、性别与文化三重含义,常被用作贬义词去指责某个人或某群体,诸如情绪化、唠叨、敏感、多疑、不可理喻、不像女人。更关键的是,中国流行文学和影视作品对女性绝经的夸张呈现,往往把绝经过渡期妖魔化为女性一生中最恐怖的阶段,甚至被视为家庭生活的灾难期。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大众媒体传播的错误信息塑造了家庭成员的理解框架,家庭成员的负面态度又反过来内化为绝经女性的自我污名。
作者的研究直觉正是被这一系列现象提示的,而不是纯粹出于工程式的实用考量。其逻辑链条是:污名会削弱被污名者的自尊与自我效能感,使其成为社会排斥的受害者(引 Warner 等人 1989 年的研究),因此污名研究必须关注被污名者如何被贬值、被预设偏见、被负面刻板化。既然 HIV 感染者与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体验已有大量文献,而中国公众眼中被视为「异常」甚至「精神病」的绝经女性却尚未被细致考察,那么去听她们的声音——尤其是发生在自家屋檐下的家庭互动与内在体验——就是一项必须补上的工作。
核心章节
本文属于实证与分析型研究,以观察和归因为主体。下面按「现象与度量方式 → 实验设计与控制变量 → 归因分析与反例」三层展开。
现象与度量方式:四个主题如何从访谈里长出来
这项研究的形式化程度较低,它的「度量工具」是访谈提纲与分析流程,而不是公式或指标。作者采用目的性抽样,纳入标准为:女性、过去 12 个月无月经、与家庭成员(配偶或子女)同住、愿意分享生活经验尤其是家庭互动;排除标准为确诊终末期疾病或严重精神疾病。最终 14 名女性参与,年龄 48 至 53 岁,绝经时长 14 至 25 个月,多数职业为家庭主妇(4 人),已婚 11 人,小学学历 6 人,与丈夫和儿子同住者 3 人。访谈于 2022 年 3 月至 8 月进行,共 26 次,平均每次 63 分钟,地点包括中餐馆、咖啡馆、公园和参与者家中。数据饱和后额外访谈两人,若无新主题出现即终止招募。
Table 1 报告了 14 名参与者的完整人口学与绝经状态:
| 编号 | 年龄 | 职业 | 婚姻状况 | 教育程度 | 同住者 | 绝经时长(月) |
|---|---|---|---|---|---|---|
| 1 | 48 | 工厂员工 | 已婚 | 文盲 | 丈夫、儿子 | 14 |
| 2 | 52 | 工厂员工 | 丧偶 | 小学 | 儿子、儿媳、孙女 | 21 |
| 3 | 48 | 企业会计 | 已婚 | 高中 | 丈夫、女儿、女婿 | 15 |
| 4 | 51 | 家庭主妇 | 丧偶 | 小学 | 儿子、儿媳、孙子 | 14 |
| 5 | 52 | 个体经营 | 已婚 | 文盲 | 丈夫、女儿、女婿、孙女 | 20 |
| 6 | 53 | 家庭主妇 | 已婚 | 小学 | 公公、丈夫、儿子、孙女 | 25 |
| 7 | 51 | 教师 | 已婚 | 大学 | 丈夫、儿子 | 15 |
| 8 | 52 | 家庭主妇 | 已婚 | 文盲 | 丈夫、女儿、女婿、孙子 | 24 |
| 9 | 50 | 家庭主妇 | 已婚 | 小学 | 丈夫、儿子、儿媳、孙子 | 15 |
| 10 | 49 | 护士 | 已婚 | 大专 | 丈夫、儿子 | 17 |
| 11 | 51 | 个体经营 | 离婚 | 小学 | 女儿 | 19 |
| 12 | 51 | 酒店客房清洁 | 已婚 | 文盲 | 丈夫、女儿 | 17 |
| 13 | 49 | 工厂员工 | 已婚 | 小学 | 丈夫、女儿 | 15 |
| 14 | 50 | 保险销售 | 已婚 | 初中 | 母亲、丈夫、儿子 | 15 |
这张表的价值不在于样本量,而在于它揭示了样本的教育梯度:从文盲到大专共五个层级,其中 4 人文盲、6 人小学。这个梯度在后续归因分析里会被反复用到——它解释了为什么同为绝经女性,有人能纠正家人的错误认知,有人则完全无力。样本的另一特征是居住结构的高度复合:多数参与者与丈夫、子女乃至孙辈共居,这意味着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是多人交织的,而非单纯的夫妻二元。

如上图(Table 2)所示,主题归纳的最终产出是一张四乘十二的结构:暴力对待下辖言语暴力与肢体暴力;缺乏关注与陪伴下辖身心痛苦不被理解、劳动价值被忽视、难以找到倾诉与陪伴者;应对挣扎下辖保持沉默、反击、改变不当认知、制定绝经过渡管理计划;绝望下辖根深蒂固的观念、出行与消费受限、未知的「治愈」时间。这张结构表本身就是本文最主要的「结果量」,因为定性研究不提供效应量,它提供的是现象的分类学。
数据质量控制方面,作者采用三重冗余:每份转录稿由前两位作者独立分析产出初步结果,全体共同研究者复核并讨论至完全共识;转录在访谈结束后 24 小时内完成并返给参与者确认准确性;最后另邀五名特征相似的绝经女性审阅研究结果,她们认同结果准确反映了自身经验。伦理批准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2023-SR-012);值得注意的是,对 4 名文盲参与者,作者额外取得了其丈夫、儿子或女儿的知情同意。
设计与权衡:为什么必须在家庭内部、为什么必须听她们自己说
第一个设计取舍是访谈场景。作者选择中餐馆、咖啡馆、公园和参与者家中,而非实验室或诊室。这一选择有其代价——作者在局限性部分明确承认,公共场合的访谈可能限制参与者的表达,因为与私密环境相比,她们会因担心被旁人听到而在敏感话题上不够坦率。但作者显然认为,让参与者在自选的时间与地点、以自己习惯的方式讲述,比场景的标准化更重要,这是现象学取向的内在要求。
第二个取舍是访谈提纲的设计。作者给出的核心问题不是「你的绝经症状有哪些」,而是「你的家人如何看待绝经?这让你感觉如何?」以及「一旦你进入绝经过渡期,家人的互动是怎样的?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你?」——问题指向的是关系与感受,而非症状清单。提纲先经一位教授(J.G.)审阅,修正不当措辞,并补充了一个追问:「请具体谈谈你是如何应对这些变化的。」这个追问很关键,因为正是它催生了第三个主题「应对挣扎」。
第三个取舍,也是本文最耐人寻味的一处权衡,出现在数据分析的第 7 步:把研究结果返回给参与者以确认准确性——这在 Colaizzi 方法中本就是要求,但作者在此基础上又做了额外动作。当某位参与者的女儿在场接受访谈时,作者事后单独与此参与者又做了一次约 30 分钟的深度访谈,专门讨论某些话题。作者在局限性中给出了原因:有些敏感话题存在文化禁忌,例如肢体暴力和亲密关系,这位参与者可能不希望女儿知道她经常被丈夫施暴。也就是说,作者意识到家属在场会改变叙事的内容,并试图用追加单独访谈来部分补偿。这个处理值得单独记一笔,因为它实际上承认了:家庭成员既是研究对象,也是访谈情境的污染源。
归因分析与反例:污名的两端——知识匮乏与父权秩序
作者对四类现象的归因不是简单罗列,而是分成了两条相互缠绕的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知识匮乏。作者引用文献指出,绝经的医学定义本身就包含着负面色彩与大量不良身心症状,这可能影响了公众对绝经的感知和理解;而在中国,大多数男性对绝经知之甚少,且存在知识获取障碍,包括绝经的社会污名、信息渠道有限以及难以开口谈论月经,这与美国和孟加拉国的研究结论一致。知识匮乏的直接后果就是理解失败:当女性开始抱怨绝经带来的情绪与躯体症状时,她们的丈夫并不认为这些症状真实存在,而将其视为妻子抱怨生活的借口。作者引用土耳其的一项调查佐证这一机制的普遍性——一位受访者在与家人冲突后说:「我的家人既无知又不体谅人,他们说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只是你。」
第二条线索是父权秩序。作者对「暴力被合理化」这一反例做了重点归因:尽管所有参与者都认同被暴力对待(尤其是肢体暴力)格外有害,但有一部分人表现出很高的接受与容忍度,甚至认为丈夫打她们是「为自己好」「为孙子好」。作者在讨论中给出解释链条:亲密伴侣暴力在中国仍广泛存在,一项综述显示中国普通人群中一生中遭受心理、肢体和性暴力的比例分别约为 17.4 至 24.5%、2.5 至 5.5% 和 0.3 至 1.7%;作者认为这一现象与父权男性价值观密切相关,为维系父权家庭中的性别秩序,儒家规范赋予男性更大权力并强调女性的从属地位,从而形成了夫妻间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这解释了为什么参与者被丈夫施暴后仍会为这些行为找理由——用作者的原话说,暴力之所以普遍,一个关键原因正是「亲密伴侣暴力被赋予了正当性」。
一个特别值得留意的现象区分出现在「缺乏关注与陪伴」的归因里。作者将它拆成主动缺乏与被动缺乏两种:主动缺乏指的是家人主观上不愿倾听、不愿关注,认为探究和理解女性对绝经的感受没有必要;被动缺乏则源于客观原因,即家人忙于工作、没有足够闲暇与参与者交流。作者把后者接到中国的宏观语境上——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竞争压力巨大,年轻人把大量时间投入工作以获取加薪或晋升,留给家庭的关注空间被压缩,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日益模糊已成为新常态。这个二分很有分析价值,因为它意味着「家人不关心我」这句话背后可能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因果路径,而干预手段也应当不同:主动缺乏需要认知纠偏,被动缺乏需要结构性支持。
反例的另一处出现在学历与认知的关系上。作者观察到,部分参与者对绝经具备相对科学的知识,能够向家人科普绝经是正常生理现象、与精神疾病无关,甚至主动纠正家人被影视剧夸张塑造的印象(如 Case 10,一位护士)。作者将这一差异归因于教育水平:本研究多数参与者教育程度较低、接受的绝经相关教育很少;作者引用一项中国女性研究指出,教育程度更高者生活质量更好,并进一步引用理论解释——教育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能持续影响一系列社会、经济与行为因素,最终影响疾病与死亡,同时提供关于绝经生理与心理层面的知识,从而引导和改变人们面对绝经时的态度与生活方式。这条推理把样本的教育梯度从背景变量提升成了核心解释变量,也顺带解释了为什么「改变不当认知」这一应对策略只在少数高学历或医疗从业者身上奏效。
实验与证据
由于是定性研究,本文没有对照组和统计检验,其证据形态是引语、主题结构与反例归因。作者在结果部分为每个主题都配了若干条参与者原话,这些引语就是本文的「数据点」。
主结果层面,最有分量的一条是:全部参与者都描述了因绝经而被家人言语辱骂或歧视的经历。参与者 5 回忆丈夫的咒骂——「你就是个精神病!病成这样,去跳楼死了就解脱了,这屋里就清净了!」参与者 6 说「他们把我当精神病,当家里的罪人」,参与者 1 说「我只要在家稍微多唠叨几句,儿子就说我是精神病……绝经之前他从不说这种话」。肢体暴力方面,参与者 14 描述了丈夫用平底锅击打她的头部并扇耳光,参与者 9 描述了丈夫摔碎她的手机并踢伤她的左脚踝,且边踢边骂。这些引语的作用是让「污名」这一抽象概念落到可核验的具体行为上。
第二组证据是劳动价值的被忽视。参与者 4 的自述勾勒出一个典型的一天:关节不适、惊恐发作、常常极度疲惫,但仍要为家人一天做三餐、保持家里洁净、早上六点半前去菜市场买菜、全天照看三岁的孙子;而家人坐在沙发上玩手机,从不为她做得好而称赞她,一旦做得不好就说「你绝经了!」——作者对此的解读是,这句话的含义是「你脑子坏了」。参与者 8 则点出了地位的落差:「就算请个保姆,她每月还有三四千的工资,你也不能随便侮辱她。不像我,每天在家伺候牛马……我现在活得还不如保姆。」这两条引语共同支撑了作者的一个判断:部分参与者是在承受绝经躯体症状的同时从事家务劳动,却得不到尊重与认可,其家庭地位也不平等于其他成员。
第三组证据是应对策略。作者归纳出四条路径:保持沉默、反击、改变不当认知、制定绝经过渡管理计划。沉默的机制被作者解读为回避——参与者 8 说「他骂就骂吧,我也堵不住他的嘴……他骂两次这事就过去了,我习惯了」,参与者 6 说「一开始我很生气,哭过好几次,现在他们这么叫我,我不跟他们争,因为争也没用,只会越来越糟」。作者特别强调,沉默不等于认同羞辱与歧视,而是试图把被暴力对待的次数降到最低,是绝经女性在家庭中所处困境的清晰反映。反击则表现为口头警告或离家——参与者 14 因听闻丈夫在朋友聚会前宣称她绝经后精神失常、想和她离婚,便收拾行李搬到姐姐家,后由母亲介入、丈夫登门道歉,她和姐姐一同警告他「如有下次,我绝不回来」。这两条路径形成了鲜明对照:一条是放弃发声,一条是以退出来博弈,而作者并未判定哪条更有效,只是指出它们共同证明了绝经女性面对复杂人生阶段时的能动性(agency)。
第四组证据指向失败,也就是「绝望」主题。作者对其归因的颗粒度较细,分成三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出行与消费受限、未知的「治愈」时间。参与者 12 说,丈夫认为她的颈痛、腿痛、惊恐和疲劳都是精神病征兆,她纠正过好几次,说医生和女儿都讲过这是绝经过渡期、就像青春期一样每个女人都会经历,但丈夫「像是听到了笑话,一点都不信」;参与者 14 的丈夫之所以坚信绝经会致人精神病,是因为他知道同事的妻子在绝经过渡期患上抑郁后跳楼自杀了。出行与消费受限方面,参与者 5 计划定期做按摩缓解症状,去了两次就被丈夫阻止,理由是按摩只属于有钱人、她没资格享受;参与者 9 想下楼跳广场舞,丈夫以要照看孙子为由不许她出门,她反问「你不是还在家吗」,丈夫就大发雷霆,骂她不负责任、说她是绝经导致的精神病。参与者们对这类处境的共同描述是「活得憋闷,像在服刑」。第三种子类型是时间的不确定性,参与者 6 说「我问医生什么时候能好,医生也不确定,只是不断开药……我怀疑我永远不会好,有时想不如死了就不用受这个罪了」。

关于证据质量,需要分层看待。较强的一类结论是「家庭内部存在言语与肢体暴力及陪伴缺失」,因为它建立在 14 名参与者的一致叙述上,且与作者引用的中国亲密伴侣暴力流行率数据方向一致,具有跨个体的稳健性。中等强度的一类是「教育水平影响应对能力」,其证据形态是少数高学历/医疗从业者(如 Case 10 护士、Case 7 教师)与低学历参与者之间的对比,作者用文献佐证而非在样本内做统计控制,因此这是合理的解释而非被验证的因果。最弱的一类是「污名导致自杀意念」,它只有零散的引语支撑,作者也未报告系统性的心理评估工具,因此只能作为值得警惕的信号,而非可推广的结论。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有利设置下取得了某些最鲜活的数据,却也因此在另一些设置上受限。其一是地域:全部 14 名参与者均来自南京,作者承认这阻碍了结果向其他地区绝经女性推广。其二是场景:公共场合的访谈可能因担心被旁人听到而压制了敏感话题的表达。其三是家属在场:一位参与者的女儿在访谈现场,作者判断这可能影响其叙述的开放性与真实性,因为肢体暴力、亲密关系等敏感话题存在文化禁忌,这位参与者可能不愿让女儿知道自己常遭丈夫施暴。作者用追加约 30 分钟单独访谈做了补偿,但这只覆盖了一位参与者。其四是样本构成:参与者以低学历、家庭主妇、与子女同住为主,这既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人群,也意味着结论对高学历、独居或城市中产的绝经女性未必成立。
值得单独一提的是,本研究在方法上做了一件通常被忽略的事:它没有停留在「女性如何受苦」,而是追问了「她们如何行动」。应对挣扎这一主题的存在,把研究对象从被动受害者转为有能动性的行动者,这是这篇论文在分析层面最见功力的一笔。
深度洞察与总结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本文的核心贡献,那就是:它把绝经污名的发生现场从「社会」具体化到了「客厅」,并证明这个现场同时受两股力量驱动——社会绝经知识的匮乏,与特定文化语境下的父权性别秩序。前者决定家人「不知道」,后者决定家人「不在乎」;知识匮乏让丈夫把妻子的痛苦读成借口,父权秩序让丈夫把暴力包装成「为你好」和「为孙子好」。两条线索的合流,就形成了参与者所说的「像在服刑」的日常。
在这个框架下,作者提出的干预方向是有层次的:对医疗提供者而言,除了关注绝经女性的躯体状况,还应向绝经女性及其家庭成员传播科学的绝经知识以去污名、尽可能减少相关暴力;对社区而言,应把绝经相关教育与支持服务(尤其是对绝经女性配偶的支持)作为关键举措,作者引用了一项研究佐证——对绝经女性的配偶进行绝经症状、并发症与管理的培训,能显著提升女性在绝经过渡期的社会支持感;对全国妇联而言,应为受害者主动提供心理辅导、法律咨询与转介服务,同时向施暴者提供心理治疗与法治教育,必要时联系公安部门处理。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方面,本文有几个具体且可证伪的缺口。第一,地域单一(全部来自南京),而中国地域之间在经济发展、性别观念与医疗资源上差异显著,作者未报告任何跨地区的对比数据。第二,样本的教育与职业分布高度偏斜(4 人文盲、6 人小学、多数为家庭主妇),这使得「教育水平解释应对能力差异」这一推论缺乏高学历组的对照样本,未来若要验证,需要在同一城市内分层抽样并比较不同学历组的应对策略分布。第三,场景与家属在场的干扰虽有补偿措施,但仅覆盖一例;一个更严谨的设计应在访谈时统一采用私密空间,并对所有参与者做家属不在场的单独访谈与家属在场的对照访谈,从而定量地观察叙述的偏移。第四,研究未使用任何标准化的心理评估工具,因此「自杀意念」这类高危信号只有零散引语支撑,无法估计其在本群体中的比例。
最后一个值得展开的判断是:本文对「被动缺乏」与「主动缺乏」的区分,可能比它现有的论述走得更远。如果大量陪伴缺失其实源于中国年轻人超高的工作强度与模糊的工作生活边界,那么单纯做绝经科普并不能解决问题——科普只能纠正「不愿听」的部分,解决不了「没时间听」的部分。这提示后续研究可以把绝经女性的支持缺口与家庭照护负担、代际育儿分工放在同一框架里考察,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纯粹的绝经问题。这一视角的转换,或许才是这项研究留给后续工作最有价值的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