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混杂偏倚和测量偏倚究竟指什么？
混杂偏倚是指，当某个与加工肉类摄入量及健康结局（如吸烟、缺乏运动或蔬菜摄入不足）均相关的因素未被妥善控制时，就会使肉类看起来比实际危害更大。测量偏倚则源于人们常误报自身饮食——食物频率问卷（FFQ）的准确性向来饱受诟病——这既可能夸大也可能掩盖真实的关联。2025年一项针对加工肉类与体重增加的11项队列研究的荟萃分析明确指出，证据评级为“低确定性”的原因是存在“严重偏倚风险”[2]。作者指出，多数研究仅依赖基线期的一次FFQ测量，而这正是测量误差的典型来源。
考虑到这些偏差，加工肉类有害的证据有多强？
即便存在这些偏差，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等权威机构仍认为，加工肉类与结直肠癌之间存在关联的证据是确凿的[4]。2021年一项涵盖148项前瞻性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大量摄入加工肉类与结直肠癌风险增加18%相关（相对风险1.18，95%置信区间1.10–1.28）[3]。然而，同一分析显示其他癌症的关联较弱——例如乳腺癌风险增加6%（相对风险1.06，95%置信区间1.01–1.11）——且研究者提醒，残余混杂因素可能解释了部分较小效应[3]。2023年一项关于胰腺癌的荟萃分析则未发现显著关联（相对风险1.04，95%置信区间0.81–1.33），且各研究间存在高度异质性[1]。这种不同癌症类型间的不一致性，恰恰符合混杂因素与测量误差干扰分析结果时的预期表现。
孟德尔随机化研究为这一图景增添了哪些信息？
孟德尔随机化（MR）利用遗传变异作为膳食摄入的替代指标，以规避混杂因素和反向因果关系——这就像一项天然的随机试验。一项2026年针对过敏性疾病的MR研究发现，加工肉类摄入实际上是特应性皮炎的保护因素（OR 0.48，95% CI 0.29–0.79）[5]。这与人们预期中加工肉类普遍有害的结论截然相反，也凸显了观察性研究可能具有误导性。另一项2026年采用类似MR方法（mvGPS）针对全因死亡率的研究发现，加工肉类使死亡风险增加20%（RR 1.20，95% CI 0.96–1.48），但置信区间跨越了1.0，意味着结果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6]。研究者强调，这些估计值是基于“明确的因果假设”，而非确凿的因果效应。因此，MR研究表明，加工肉类的真实影响可能比传统观察性研究所报告的要更小——甚至截然不同。
关于这些来源
该答案基于6篇经同行评审的研究构建而成——发表于2021年至2026年间，其中3篇为2024年及以后发表，2篇来自Q1期刊，累计被引用400次——这些研究是从15篇通过质量筛选的文献中选出的最具相关性的成果，而15篇文献又源自从超过5亿篇论文数据库中检索到的82篇论文。
本文引用的文献
红肉及加工肉类与胰腺癌风险：一项荟萃分析
这项2023年的荟萃分析纳入了7项队列研究和1项病例对照研究（共805,177名参与者），发现加工肉类与胰腺癌风险之间无显著关联（RR 1.04，95% CI 0.81–1.33），且存在高度异质性。
加工肉类摄入与体重、腰围、身体质量指数及脂肪量的变化：一项针对成人队列研究的系统文献综述、荟萃分析及GRADE评估。
这项2025年对11项队列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加工肉类与体重增加之间存在非常微弱的关联（每日常规摄入一份，每年增重0.26公斤），但由于混杂因素和测量误差导致的严重偏倚风险，该证据被评定为“低确定性”。
红肉和加工肉类的摄入与癌症发病率：一项前瞻性研究的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
这项2021年对148项前瞻性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加工肉类摄入量高与结直肠癌风险增加18%（相对风险1.18，95%置信区间1.10–1.28）以及乳腺癌风险增加6%相关，但研究指出，残余混杂因素无法排除。
红肉与加工肉类的摄入：风险何在？
这篇2022年的评论指出，专家机构（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结论主要基于对队列研究的荟萃分析，而这些研究大多以白人群体为对象，并依赖食物频率问卷（FFQ）这一存在测量误差的工具。
膳食摄入与过敏性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一项双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
这项2026年的孟德尔随机化研究发现，加工肉类摄入是特应性皮炎的保护因素（OR 0.48，95% CI 0.29–0.79），提示观察性研究可能受到混杂因素影响而产生偏倚。
多维饮食数据的因果分析：评估其对全因死亡率的影响
这项2026年基于NHANES数据、采用mvGPS（一种因果推断方法）的研究发现，加工肉类与全因死亡风险增加20%相关（RR 1.20，95% CI 0.96–1.48），但该结果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研究者提醒不应将其视为确定性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