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语言学家对教人如何说话心存警惕
语言学的很大一部分将语言视为观察对象而非管制对象，许多语言学家认为任何规定主义都与他们心目中学术领域应保持的客观性相悖[2]。这种立场有很深的背景：尽管19世纪和20世纪的思想潮流似乎与规定主义理念本身相抵触，这一观念在美国语言学中依然存续，并未消失[4]。
这种警惕并非纯粹出于哲学立场。语言学中的主流观点认为，规定主义不会——也许也不可能——改变语言的实际发展[5]。如果这一观点正确，那么规定规则往好了说是无意义的，往坏了说则是误导性的，这解释了为什么该领域常常对整个事业持怀疑态度。
规定性建议在何处确有价值
支持有节制规定主义的理由基于应用而非理论。奥克斯（Oaks）认为，反对规定主义的普遍立场忽视了一些规定性指导在一系列应用语言学学科中的实际和恰当用途，以及潜在用途[2]。在这种观点下，问题不是规定主义是否应属于语言学，而是它在语言学家研究成果被使用的具体实际任务中应占多大分量。
编辑和用法指导是最清晰的例子。当编辑和其他语言专业人士将实证语言研究的发现应用于实际交流任务时，规定主义发挥着重要作用[1]。这一框架使规定性建议始终依附于证据：指导是研究的下游应用，而非研究的替代品。
人们实际查阅的用法指南有多强的规定性？
史密斯（Smith）直接测量了这一点，将11本当代美式英语用法指南中八个知名用法问题（如who/whom和lay/lie）的条目按1（规定性最弱）到4（规定性最强）的量表进行编码[1]。结果偏高：八个问题中有六个被至少两本指南视为规定性最强，六个问题的平均指数达到或超过量表中点2.50[1]。指南本身也类似严格，11本中有七本对至少一个问题给出规定性最强的建议，八本的平均指数达到或超过2.50[1]。
然而同一研究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打破规定的建议，并得出结论：用法指南在规定主义程度上差异相当大[1]。这种差异对写作者或编辑的实际启示是：你遇到的规定主义程度取决于你翻开哪本指南，因此建议必须批判性地权衡，而不能一律照搬[1]。
在某些语言社区，规定主义根深蒂固
感觉“恰当”的规定主义分量还取决于社区。在阿拉伯语世界，文体规定主义被描述为语言实践中根深蒂固的方面，以至于放弃它无异于一次激进的断裂和对语言变化的承认[3]。这表明关于规定主义适当分量的争论不能仅靠语言证据来解决；历史和文化因素塑造了规定性规范融入教育和日常实践的程度[3]。
综合这些线索，证据支持一个有条件的答案而非固定数字。有节制的规定主义在服务于实际交流并对实证发现负责的地方是站得住脚的[2][1]，而该领域更广泛的怀疑仍然基于规定主义可能不会改变语言本身的观点[5]。因此，何为恰当分量随任务和社区而变化，而非依据普遍标准。
本文引用的文献
确定美式英语用法指南中的规定主义程度
美式英语用法指南在规定主义程度上差异相当大，在许多用法问题上偏向规定性最强的建议，同时也包含一些打破规定的建议。
现实世界规定主义中的语言接触：承认其地位与作用
语言学家应承认并认可有节制的规定主义在应用语言学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将所有规定主义视为与学术客观性相悖而加以拒绝。
阿拉伯语世界中的标准语言意识形态与规定主义
在阿拉伯语世界，文体规定主义是语言实践中根深蒂固的方面，因此放弃它无异于一次激进的断裂和对语言变化的承认。
规定主义在美国语言学中的作用（1820—1970）
尽管思想潮流似乎与之相抵触，规定主义观念在1820年至1970年的美国语言学中依然存续。
实证描绘规定主义的成效：19世纪英语的几个案例研究
语言学中的主流观点认为，规定主义不会也不可能对语言产生任何影响。